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提振社会精气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问题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有特殊重要性紧迫性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素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发生了积极变化。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公民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领域的界限在某些方面呈弱化和模糊之势，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关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道德方面的失范现象会迅速“发酵”。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在当前表现得更为突出，但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是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因而是贫困时期的道德问题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空。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状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满足于纵向对比，而是更倾向于对中国与世界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导致道德的认知更加多元，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系更加多样。这是我国公民道德领域又一“成长中的烦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梦是强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就要不断增强包括公民道德素质在内的国家软实力。中国梦是民族梦，要实现民族振兴，离不开人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梦是人民梦，要实现人民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因此，推进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建立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既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内容；崇高的道德既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引领，又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现阶段，我国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境遇、现代化转型的境遇、网络信息化的境遇。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
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更加明显。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价值多元并不否定价值共识。当前，我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价值共识。因为我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是要惠及13亿多人的现代化，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更需要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形成强大的主流价值，将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一方面是价值多元的不可阻挡，一方面是价值共识的不可或缺，这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如何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强调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的平衡更加困难。不可否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重利不能轻义，更不能忘义。否则，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迷失方向，导致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也不能没有义。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互动互促？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
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更为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开放后，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日益彰显。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就会陷入道德主观性、自发性，发展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价值观的冲突不断加剧，道德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是：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时，如何防范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如何激发公民提高道德素质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更加复杂。知行合一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当前道德领域知行脱节的现象广泛存在。比如，明知而不为，如道德冷漠；明知而故犯，如见利忘义。知行脱节的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而无法获得广泛认同，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空泛而难以践行，有的问题并不在道德规范缺失，而在道德养成机制缺乏。知行合一在社会转型和开放环境中的复杂性，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比如，如何实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如何实现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的统一？如何有效构建道德规范的实践养成机制？
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难把握。网络道德是现实道德在互联网空间的反映，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本质上应当是一致和统一的。网络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会有效促进公民道德建设，使用不当则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模糊公众的是非界限。网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和支撑，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同样不能忽视网络道德氛围的作用。如何汇聚网络道德之于现实道德的正能量，如何发挥现实道德之于网络道德的规范引领作用，使二者之间实现互动、互融、互补，是需要我们创新思路、积极探索解决的时代命题。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需要新探索新思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道德教育，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培育良好风尚。这为我们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摆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同向、同步的位置上。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经济不发展会出大问题，道德不提升也会出大问题。我们要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目标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意识，像抓经济、重民生那样，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工作导向和考核导向。
坚持道德目标和要求的层次性，努力为道德“先进性”的发挥打造坚实的“广泛性”基础。道德要求具有层次性，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应遵循递进规律。一方面，我们要设立崇高的道德目标，选树可歌可泣的道德典型；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道德目标单一化、理想化。我们既要坚持用高层次的道德风范来引领社会，又要善于用大众化的道德准则来规范公众；既要鼓励更多的道德模范涌现，又要注重提高广大群众的基本道德素质。总之，应尊重道德由低到高逐步提升的规律，渐次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尊重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差异性，更加重视发挥公众人物对普通大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同，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也应有所不同。应把社会公众人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群体，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在道德生活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当前，特别要使党员领导干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公民道德准则的模范实践者。加快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为提升公务员道德素质提供法律保障。公务员道德法制化必将有力地推动良好政风的形成，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丰富完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更加注重以刚性制度规范公民道德实践。德性始于教化，成于规范。应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道德教育教化网络和环境；把公民道德教育真正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更加重视社会教化、社会氛围在道德认知和典型感化方面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同时应认识到，仅有柔性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积极探索建立道德激励与惩处的制度机制，既为“当好人、有好报”提供制度支持，又为处罚违反道德、触碰底线的行为提供法制保障。此外，还应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着力加强网络建章立法。
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创新。道德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使中国人的道德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烙印，同时也要借鉴现代西方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既要善于将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中国化，把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时代化；又要勇于直面道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公民道德理论和方法，探索道德建设的新路径、新举措、新载体。
